十足胡说

frankjian说自己是哲学门外汉。我又何尝不是呢？

frankjian问我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或者印度的东西？说实话，我对“印度的东西”可谓一窍不通。如果哲学一定要按照当下流行的划分，那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喜欢西方哲学。

我以为， 西方人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所说的哲学其实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如果哲学被定义成西方那种说法，那么中国就没有所谓的哲学，反之也成立，如果哲学被定义成中国那种说法，那么西方也没有所谓的哲学。

而如今搞中哲的人大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采用了人家的标准（譬如西方的问题意识、分类乃至整套知识体系）来整理中国“哲学”，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哲学也有所谓的本体论到知识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也有所谓契约论思想、人文精神、宗教超越精神（譬如把儒学称作儒教）的说法，甚至还有新儒家们硬是昧着良心说不仅有，而且比人家更好。可能吗？你采用了人家的标准，那么你永远就是次等的，因为没有什么比标准更好（更标准）的东西。要么不够，要么过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我喜欢西方哲学，但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就是不好的，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完全跟不上西方。而是说，如果把它们看成话语，那么它们所处的语境是不一样的。硬生生地把拽到一起加以比较，其实就是一次“鸡同鸭讲”的尝试。结果当然是不可理喻的。

当然有个事实是不得不承认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已经是不可避免地西方化了（或者谨慎地说部分地西方化了），我们也拥有了与西方话语越来越相近的语境，也就是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譬如工业污染问题、人口问题、艾滋病问题、同性恋问题诸如此类。在面临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我想赵汀阳的视野要比诸多新儒家们开阔得多。他在分析现代化时候，就指出过：世界“现代化”其实是个未竟的事业。因为忽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有着特殊传统，特殊条件的东方国度，“现代化”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或者说它的意义是不丰富的。所以中国学人应该立足于“现代化”的未来，分析新现象解决新问题，而不是纠缠于要不要现代化，或者在中西文化高低下争个不可开交。